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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家暴的男人:挨打不算什么,精神控制最要命

北京青年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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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瑞,男,34岁。人前,他是那个永远在迟到、没法加班,身上遍布疤痕的大龄程序员。关起门来,他是19.9%遭受家庭暴力的男性受害者之一。

回望自己三年的婚姻,枯燥、一成不变的日子都是奢侈的,他要时刻打起精神,随时应对妻子的巴掌、平底锅、剪刀以及“循环播放”的辱骂。

经历过无数“不堪回首”的时刻,他发现,两个人在一起,无论男女,只要一方有强烈的控制欲、占有欲,另一方比较弱势,那家暴就一定会发生。

林瑞的故事也不仅仅止于家暴,还在于每当他想逃离的时候,总有些力量会把他拽回去,如此,循环往复。家暴已经成为他琐碎日常的一部分,消磨着他的事业、生活,以及自我。他成为了那个困在套子里人,出不来。

失控

“很烦、很怒、很无奈……”,话还没说完,林瑞便收了声,怕被人听到一样,“我到家楼下了,今天先这样。”挂掉我和他的微信语音电话后,他迅速退出小号,切换为大号。

开门锁是需要勇气的,没进家门他就“开始烦了”,门后,尽是“不堪回首”。

下班回家后的很多个夜晚,他都得喝到昏沉才被允许睡觉。有一个周末,喝完整瓶红酒,他睡到第二天中午12点,上班只能请假。他很难不迟到。他不好酒,妻子逼着他喝和买,最多的时候他一晚上跑了4趟超市。好像故意折磨他一样,500毫升的啤酒,妻子只喝一两口,剩下的都要他一口气灌下去。

折磨也会跟着他走出家门。今天又是这样。林瑞急着工作,妻子说身体不舒服,要求他主动打电话,半小时一次,不打就代表不关心。她可以不接,但林瑞不能不打。这一下午,林瑞什么事都没有干成。

关于电话的控制,很早以前就开始了。妻子经常一个接着一个打电话给林瑞,她设置了自动呼叫,林瑞挂断,电话还会接着响,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,就是要知道他在做什么。那会儿妻子怀着孕,他想,顺着她的心思吧。也试过不接,回家以后,他发现自己珍藏的本科教材被撒了酒精烧了。

“不想再回忆了,太痛苦了。”电话那头,林瑞没有再讲下去,他有点着急地解释,“我这样讲你可能觉得还好,你真的不知道她的行为有多可怕。”

他和妻子2017年底经人介绍认识。2018年,妻子怀孕了,他们顺理成章地结婚。婚后,他工作七八年的全部积蓄30万都交到了妻子手里,工资卡也上交。他不知道钱放在哪里,也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存款。他总也用不久新手机,一年多时间,手机被摔碎6个,公司发的测试机也不能幸免。有一段时间,他的手机没有后盖,经常自动关机,但他不敢修,修好了可能又会被砸坏。他个人的经济危机也频繁出现,有时,身上连一二百元都没有。

生活刚开始失控时,林瑞还没有练就像现在这样“得过且过”的能力,还试图让生活回到正轨。他把母亲从河南老家接来北京,照顾怀孕的妻子。后来他发现,这是个非常错误的决定。

母亲租住在沙河,妻子住在中关村。三十几度的天气,老人早起先去买菜,再坐地铁转公交到中关村。妻子要吃的清淡、少油少盐,还要吃得好。可是母亲手艺有限,也不会搭配,又想省点钱。妻子不吃不喝发脾气,打电话找他。“她怀着孕,又不吃饭,我那会儿真的急死了”,林瑞只能翘班回家。对母亲的愧疚伴随着对生活、工作的无能为力让他“整天抓耳挠腮,急得直掉眼泪”。

2019年开始,林瑞的生活就是这样失控的状态。他总觉得妻子可能是受怀孕影响,等到孩子出生也许会好的。和妻子恋爱期间林瑞的身上也总是有伤,但因为是第一次恋爱,林瑞一度觉得是因为自己单身太久,不会和女孩相处。互联网是他的恋爱导师,公号文章告诉他:不要试图和女朋友讲道理。因为这种预设,他觉得一切正常,那点伤不算什么。

孩子出生后,事情并没有好起来。

因为“电话控制”,他总不在工位上,工作电话也打不进来,部门至少三个领导轮流找他谈话。一个月迟到22次,他是项目组迟到最多的人,HR也找他谈话。

合同到期后,林瑞被大厂“扫地出门”了。2010年来到北京以后,他从一家小的软件公司跳槽到大厂,实现了普通程序员的完美跃升。但工作第9年,他没能守住自己的事业。

现在,他全身遍布伤疤,来由“太多了”,很难一一对上号,只能根据颜色的深浅,判断出来自于哪一年。

2021年4月,又增加了胳膊上的掐痕、后背被剪刀捅过后的三处新伤。这些疤痕如年轮般记录着他近三年的婚姻。未来,可能还会继续记录下去。

无力感

每讲述一段过去的经历,林瑞总想起很多相似的时刻。故事也就此混乱。三年间重复发生的被扇耳光、被利器刺伤、被迫喝酒的画面交替地出现着。

对于他来说,身体的疼痛并不是最可怕的,失去对生活和自我的掌控才是。

那是一个刮大风的晴天。妻子硬要他下楼晒被子,“风太大,衣架会翻的”——解释毫无意义,他想,那就去吧,让她看看实际效果。没离开两步,衣架就倒了,他折回去扶起来,又倒了,他甚至也不理解自己的行为,“我为什么要像个机器一样反反复复做着毫无意义的事?”身后不远处,妻子正在二楼的阳台上盯着他,像监工一样。

有老太太路过劝他,“这么大的风,弄个绳子都比这强。”她打量的眼神好像在说,“看那个傻子”。他不敢看老太太,觉得好丢人。

愤愤不平地抱着被子回家,他反驳了几句,“说了风大,挂不了,非让我去”,妻子一巴掌甩过来,他的耳朵听不到了。他想,原来晒被子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得按照指令做事。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让他窒息——30多年的生活经验都失效了,自己独立的判断、思考都不重要,无论多么不合理的事情,必须得听妻子的。

事实上,林瑞的经历并非个例。性教育专家方刚说,家庭暴力本身是基于权力和控制,是不平等的性别关系。在国际社会,以伴侣暴力为例,90%是女性受暴,10%是男性受暴。2018年,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,22.9%的女性和19.9%的男性都曾遭受过家暴。

只不过男性遭受的更多是精神暴力。22.7%——这是社会学家风笑天在2014年所做的中国家庭婚姻暴力研究中,关于男性在婚姻关系中遭受精神暴力的比例。女性的这一比例为24.9%。

最初很长一段时间里,林瑞不确定自己的经历算不算被家暴。被抓掐,逼喝酒,扇耳光,好像都没有造成巨大的身体伤害,但妻子的打骂说来就来,事业守不住,生活也一团乱。

离开大厂4个月后,一家小的软件公司收留了林瑞。几乎所有同事都跟领导抱怨经常找不到他。领导很生气,“你职位、薪水都比别人高,做的事还赶不上别人!”不得已,林瑞说了家里的情况,但也只敢提妻子生病了,要治疗,其他的讳莫如深。

过了6个月试用期,他勉强留下,但依然在迟到,“总觉得自己可能某天就被炒了。”

采访过程中,每隔20分钟林瑞都要向我表示歉意,然后挂断语音电话,切换成微信大号,看看妻子有没有发来消息。打电话是万万不能的,林瑞解释,“如果她打来,发现我这么长时间在通话中,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。”

“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她挺可怜的”,在某些方面,林瑞觉得自己反倒是那个幸运的人。他说,妻子没有工作,没有能聚在一起看电视、聊天的朋友,也没有兴趣爱好,发泄对象只能是他。而他至少还有工作、游戏。

回头观望这些经历,林瑞有时也惊讶于自己的行为,“我有很多想法,我自己都不理解。”

“无人知晓”

4月6日半夜12点过,林瑞突然给我发来了消息:明天您有时间吗,心里难受。他实在受不了了,想找个人聊一聊。“这些乱七八糟事情”,我可能是知道最多的,他不知道还能找谁。

经历家暴的男人大概率会选择藏起来,他们匿名出现在知乎的提问中:“被女友家暴了,我该怎么办?”“男人被打,也算家暴吗?”“被妻子家暴,该不该离婚?”而一旦联系采访,大部分人都会以“没什么好说的”为由拒绝。

曾经做性别研究的陈洁瑜说,因为社会的刻板印象,很多人默认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不会是男性,如果是的话就会怀疑受害者的男性气质,这也是男受害者所受到的第二重伤害,也因为这样他们更可能对自己的受暴经历讳莫如深,也更加不容易得到帮助。

年过四十的王文是家庭暴力的“过来人”。他规劝那些犹豫不决的人快点分开:一个因家暴而离婚的男人告诉你,不要再妄想了,暴力会上瘾的,像毒品一样。他之所以愿意接受采访是因为已经离婚了,如果没有离婚,这些事情永远都不会暴露出去。

遭受言语攻击是常态,他的胳膊上也总有掐痕。“开始只是挠一下、拧一下,像极了爱情中的小亲昵”。但越来越重,频率也不断增加,到后期,每个星期有四五天他都要经历这些。有一次,他正在开车,在和妻子的争吵中,一个耳光甩到他脸上,车子也差点失控。

婚姻的彻底崩溃是从没钱开始的。王文说,在财务比较充裕的情况下,很多矛盾都是被掩盖的。前妻要控制一切,他便顺从,上交工资卡。前妻管着家里小超市的所有财务往来,拆迁补偿几十万也全都掌握手里。而他的零花钱一个月不过几百元。

有了钱,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。“穷人乍富”不过维持了一年。因为被人骗和报复性消费,前妻手里的几十万拆迁款很快全没了,他毫无办法。他做设计策划工作的所有财务往来都流入了前妻的账户,只进不出,每要一次设计货款就会吵一次架。存款没了,外债日积月累。

结婚近十年,他都生活在言语、肢体暴力和经济控制中,没人知道他在家庭中的弱势地位。他也绝不会说出去,那样反而会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“现在这个社会环境,男性(被家暴)是不应该去说的,一个男的,你说你被老婆打,会被笑话的。”

成立于1985年的“和谐之家”是香港第一间为受虐妇女及其子女提供庇护服务的机构。2016年10月,这里针对受虐男士推出了“男天再现—受虐男士自强计划”服务。在服务的过程中,工作人员发现,阻碍男性受害者对外求助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,他们看重面子、感到羞耻,觉得家丑不得外传,一旦求助,就与社会所定型的“坚忍、强壮、坚强”的男士形象相违背。

“男天再现—受虐男士自强计划”主任陈沛恩在给深一度的邮件回复中提到,近几年,香港社会福利署统计的家暴受害者个案数显示,每6个受害者中,就有1位是男士。但是包括业界的社工、警察、亲友、司法人员在内,很多人都不相信男性受虐。

婚姻家事律师也鲜少代理男性因为被家暴而起诉离婚的案子。在对近十位知名婚姻律师的询问中发现,只有3位律师各有1位男性当事人。这3位当事人都拒绝接受采访,他们觉得“不是什么好事儿,不想曝光”。

在林瑞的现实生活中,也只有一位女性朋友对林瑞的经历了解得多一些。她在婚前遭到男友的背叛,但还是选择了结婚、生子。这段经历让林瑞放下了戒心,他想,在某些方面,她也许能理解自己。

更多时候,他只能在网络上寻找有类似经历的人。也只有在匿名状态下,他才能没有负担的向人求助。他对很多问题感到无助:迟到在电梯里碰到领导该怎么说?上不了班怎么办?要离婚吗?要反抗吗……

“一定会死一个的!”

林瑞有过无数次想要拼个鱼死网破的时刻,但孩子、理智、底线会把他拉回来,“如果我也这样,我们俩一定会死一个的。”

2021年1月初,又一个被逼着喝酒的夜晚。半瓶红酒下肚,林瑞开始晕了,和妻子商量着,明天上班,今天就喝那么多。洗过碗出来,高脚杯里又续上了酒,满满一杯。虽然生气,但他不想吵架,因为吵架最后还得是自己妥协。妻子要把气撒出去,这一天才能过去。

撒到哪里去呢?除了他身上,好像也没有别处,于是身上的疤痕总也下不去。“一个男人身上总有疤痕是非常屈辱的。”

酒喝完,妻子让他再去买,“我真的不想再喝了,这样下去肝要出问题的。”见他不听话,妻子便轰他出门。从客厅走到门口,被连着踹了两脚,他忍了。刚迈出家门,伴随冷风而来的是又一脚,压抑的愤怒好像一下被踢了出来。

他想起上一次被赶出门,穿着睡衣缩在楼道里取暖时,被人当成是小偷,从6楼追到2楼。今晚被赶出去,又要在楼道里待一晚,早上会被放进去给孩子喂奶,为妻子准备早饭,再昏昏沉沉上班,“那种感觉难受得要死,我再也不想经历了。”

他猛地一转身,顶住门,挤了进去,挥手把妻子推倒在地。他觉得自己终于没那么憋屈了。

林瑞这样的暴力回击行为并不是偶然的冲动。上海社科院性别平等学者陈亚亚分析,男性受暴者可能因为长期压抑,无处倾诉和发泄,最终出现以暴制暴的情况。她主编的《亲密关系如何伤害我们:性别暴力的94个案例》一书中,共收录了12个受暴者是男性的案例。有的受暴丈夫出现了性功能障碍,有的暴力回击变成了施暴者。

32岁的邓毅一直不理解,一个男人怎么可能会打女孩子?怎么下得去手?直到他打出了那一巴掌。

和女朋友分手后,他帮忙搬家。搬家的过程中,她埋怨他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外套落在了车上,怪他没脑子,请吃饭赔礼不行,还要求他给钱、道歉。他吵了回去,“我们已经分手了,我这是在帮你,你为什么这样苛责我?”女朋友找上门来,家里所有能砸的东西都被她砸了,没有落脚的地方,谈恋爱时候的噩梦又开始重复。

“你知道什么叫做体罚吗?”

分手前的最后一次体罚是因为女朋友觉得他买的礼物瞧不起自己。那晚,他举着胳膊,不能弯曲,不能靠墙,从晚上10点一直站到凌晨3点。“我现在想想,我怎么能受得了这种委屈,这太扯淡了。”

但当时,他受下来了。

当他以为女朋友睡着了,想把手放下来、休息一下的时候,首先是一个愤怒的眼神,然后抱枕、遥控器、玩具相继飞来。

熬到3点,他实在没有办法,跑到小区里坐着,打算清早悄悄回去换衣服、上班。没想到,女朋友已经把他所有的衣服、裤子剪坏,从楼上扔了下去。他从垃圾堆里找到了一条破损没那么厉害的,干脆剪成短裤穿着,“那天真的好冷,好丢人,我为什么要受这些呢?”他没有鞋,手机也被摔坏了——这是他被摔坏的第4部手机。

终于下定决心分手了。三年前吸引他的,那个喜欢喂流浪猫,温柔、善良的姑娘好像消失了。他数不清自己写过多少篇800字的书面道歉,更数不清那些附在每封道歉书上的3000至5000元的赔款,最终一共给出去了多少,那种屈辱好像“大清割地赔款一样”。

看着已经分手的前女友在自己家里像疯了一样,邓毅反手,第一次打了她一巴掌,他自己也愣了,“打女人是特别不对、特别不对、特别不对的,我到现在都觉得这是个污点。”他至今觉得惭愧,但当时就是那样一种感觉:今天不是你死,就是我死。你别再逼我了。

“我怎么这么窝囊?”

林瑞的那次挥手让事情更加严重了,妻子倒在地上,磕到了后脑勺。这之后的半个月,他的日子都没有消停。

有几天一回家,妻子会按着他的头撞地板,气极了,还要拿着平底锅、扳手砸。每次被砸完,林瑞都眼前一黑,懵着,起不来。大概两个星期后,妻子又想起来头被磕的事情,逼着他去买大罐啤酒。进家门前,要求他喝完一罐,进屋后继续喝第二罐、第三罐。这次,下酒菜也不让吃了,他得全部喝完才能睡觉。

他逐渐意识到,“反抗只会让事情越来越严重。我一旦稍微有一点失去控制,她的情绪就上来了。”

更早以前,因为回嘴,他一度失去了仅存的那点爱好。

“无能”、“傻逼”这种词他已经习惯了,但是听着妻子嘴里冒出的“杂种”,他实在气不过,照样骂了回去。结果,游戏机成了牺牲品,屏幕被砸碎了,机身只剩下废零件。

林瑞把自己形容为社会上的“大部分人之一”——普通收入的工薪阶层,生活就是车贷、房贷。白天上班,那是老板的;晚上回家以后,带孩子、陪老婆。只有等所有人都睡着,从2点到睡觉前那短短的一个小时才是自己的。

不同的是,他可能比大多数人更需要那一个小时。

在那一小时里,他需要游戏,把那些压抑的崩溃、屈辱释放出去,建设好自己,第二天妻子的气顺了,好像一切又可以回到正轨。

他捧着游戏机碎片,妻子“洋洋得意”地站在一边,他甚至能感觉到她是笑着的,“好恨,她就是一个恶魔,知道怎么能伤害到你,专挑你最在乎的东西”。

林瑞不否认自己的软弱,但作为一个男人,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家庭的完整,“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。”

他想,继续妥协吧,虽然解决不了问题,但可以短暂起效。

发消息向我求助的那个晚上,他被剪刀捅了三下。他庆幸珊瑚绒的睡衣比较厚,帮他抵挡了一些伤害。

当时,妻子从柜子里取林瑞要喝的燕麦,不小心把自己买的虾酱带到了地上。开始是掐,指甲陷到肉里,林瑞挥着胳膊甩开。也许是因为这个举动又让妻子想起了被推倒的那一次,她拿着剪刀冲了过来,林瑞的睡衣破了三个洞,身上留了三处伤。

这一幕被正在客厅里玩耍的2岁的儿子看到了。孩子的哭声让一直忍耐的林瑞不确定了:男孩子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真的好吗?以后他可能会是两个极端,很软弱或者特别暴力。自己的忍耐值得吗?

在这之前,他一直觉得即便让孩子成长在母亲强势,父亲比较弱势的家庭中,也比在单亲家庭中长大要好。所以,尽管他是遭受家庭暴力的一方,离婚反倒是妻子的底牌。他想,虽然孩子会有性格上的缺陷,但至少,爸爸妈妈都在,都爱他。现在,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是好了。

那晚,妻子气顺了,去哄孩子,林瑞蹲着捡虾酱里的玻璃渣子时,生自己的气,“我到底是怎么回事,我怎么这么窝囊!”在后来的电话里,他第一次向我询问:这种情况下离婚,孩子会怎么判?

“我不是我自己的”

“为什么是我?我为什么要经历这些?”有时,他也会从受害者的身份里跳脱出来去思考,试图找到一些原因解释这一切,还有那些他“完全、非常不理解”的,自己在面对妻子暴力时的一再的忍让与妥协。

他想起,小时候爸妈争吵厉害的那段日子,虽然没有打架,但他除了被动忍受之外,只能祈祷:不管是谁,从那个“战场”上下来吧。有人下来,争吵就算过去了,又可以回到快乐、安全的状态。

“那时候太小了,没有能力主动做什么,哪怕逃出来。”他说,现在自己置身“战场”中,好像也没有了逃出来的能力,只能选择成为那个妥协下场的人。他想,这可能就是原生家庭留在他身上的痕迹。

更重要的是,他觉得这段婚姻一开始就是错误的。林瑞说,如果相亲的时候,他知道女方结过婚,他面都不会见的。

临近结婚,他第一次知道妻子曾患抑郁症,在国外读书时闪婚闪离。林瑞生活在小村镇的父母都是下岗工人,知道儿媳结过一次婚后,心里有了芥蒂,彩礼给的不多,这也是妻子一直介意的。所有人心里都有了疙瘩。婚后,她不再上班,看过医生,也吃着精神类药物。

妻子看不上他,总说他无能,后悔嫁给他。丈母娘也毫不避讳地说,后悔让他们认识。林瑞承认,这确实是一段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——他,下岗工人的孩子,参加高考、上大学,拥有了体面地工作,耳朵被打得听不到声音时,只会去附近的社区医院;她,开工厂的爸妈,出国、留学,无论哪里不舒服一定要去三甲医院挂号。

他想,暴力就是这样滋生的吧,妻子步步紧逼,他一点点退让。在自己亲身经历了以后,他更是觉得家暴不应该区分“男的对女的”或者“女的对男的”。两个人在一起,其中一方有强烈的控制欲、占有欲,另一方比较弱势,那家暴就一定会发生。

他不相信妻子会改,也不相信日子会好起来。

尽管如此,他依然困在里面。陈亚亚说,整体而言,家庭暴力对于男性的身体伤害不大,但心理伤害比较严重。即便离婚了,那种伤害好像一直都在。

王文在和妻子分开后,总想起那段经历。他说,被家暴这件事,男性不会像女性一样,留下很明显、严重的身体伤害,但心理的伤害是很大的。“这种伤害像藏在衣服里的一根刺,平时刺不到你,但你突然做某个动作的时候,依然觉得疼痛。”他和前妻自由恋爱,2008年结婚,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,有了3个孩子。他以前很相信感情,现在都不信了。“钱才是重要的,无论是谁,利益还是第一位的。”

最后一次采访时,我问林瑞离婚考虑得怎么样了,他长叹一口气,犹豫了,“很复杂”。他说,妻子也不是完全不好,也会给他买衣服、买鞋,在他上班的时候,全心照看孩子。

每到做选择的时候,林瑞总是寸步难行。他已经放弃为了自己做决定。

他想,无论是妻子还是自己都不是性格健全的人,孩子单独跟着谁,他的人格塑造都会受到影响。而且孩子太粘妈妈了。如果离婚,如果孩子判给妈妈,他可能和爸爸、爷爷奶奶就再也没有关系了。现在,妻子也严格控制着爷爷奶奶和孩子的交集,在家里不能视频,祖孙两代人已经一年没有见面。林瑞只能趁自己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,打一次视频。

更让他难下决定的在于,即便孩子能判给自己,现在朝九晚五的工作,也只能把他交给爷爷奶奶带,“可是这样对孩子就会好吗?”他找不到两全的解决方案。

偶尔,有那么片刻,他也心疼这些年身心俱疲的自己。“婚姻、家庭需要牺牲,但应该是自愿交付,不是被另一半彻底剥夺掉。”自由的生活一点都没有了,他有点认命地说,曾经那些习惯了的,周末不想起床或者想去加班的选择权再也没有了。

短短三年,林瑞失去了物质、精神还有自我。“以前遇到的那些不可理喻的人都像过客一样,消失了。但是现在,有这么一个人成为了我的妻子。我可能要和她继续生活下去,可能是一辈子。”

(为保护受访者隐私,文中林瑞、王文、邓毅为化名)

来源:北京青年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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